英國富豪用腳投票：稅改引發外逃潮，歷史教訓不容忽視

近日，英國正面臨一波富裕階層外移潮。工黨政府上台後推動的稅務改革，特別是全面廢除「非居住者」（non-dom）稅制，加上資本利得稅、遺產稅與房產相關稅負的調整，正促使不少高淨值人士選擇離開英國。這並非孤立現象，而是資本高度流動時代下，高稅政策常出現的結果。回顧法國、瑞典與挪威等國的過往經驗，類似做法往往未能帶來預期的財政收益，反而加速人才與資本流失。

英國現況：非居住者稅制終結與富裕階層動向

英國非居住者稅制源遠流長，允許在英國居住但「住所」被認定在海外的人士，僅就匯入英國的海外收入與收益納稅，海外資產在一定條件下可免於英國遺產稅。該制度長期吸引國際富豪與企業家。從2025年4月起，這套制度被廢除，改以居住年期為基礎的新制：新抵英者僅享有四年海外收入與收益的優惠，之後全面按全球收入課稅；居住達一定年期者，其全球資產也可能被納入英國遺產稅範圍。

與此同時，政府還提高了資本利得稅率、將部分退休金納入遺產稅、凍結個人所得稅門檻，並規劃對高價房產徵收「豪宅稅」。根據多份報告與媒體追蹤，這些變化已引發實質反應。

Henley & Partners 等機構的估計指出，英國2025年可能淨流出超過1.6萬名百萬美元富豪，成為全球流出規模最大的國家之一。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 相關分析則顯示，過去兩年多位億萬富豪鬆綁或切斷與英國的稅務聯繫，涉及財富規模約達1600億美元（約1200億英鎊）。具體例子包括：

鋼鐵大亨拉克希米·米塔爾（Lakshmi Mittal）在英國居住近三十年後，轉往杜拜、瑞士等地。

阿士東維拉共同老闆納塞夫·薩維里斯（Nassef Sawiris）、航運大亨約翰·弗雷德里ksen（John Fredriksen）、對沖基金經理克里斯·羅科斯（Chris Rokos）等，亦先後遷出。

2026年更有報導指出，英國最富有人士之一大衛·魯本（David Reuben）移居摩納哥。

官方數據呈現較溫和的畫面：HMRC 顯示2024-25年非居住者納稅人數僅小幅下降約0.5%至1%。然而，提交P85表格（離境後申請退稅）的人數在2025-26年大幅上升至約6.93萬人，較工黨上台前明顯增加。財富顧問與律師普遍反映，客戶諮詢外遷的熱度上升，目的地以阿聯酋、瑞士、義大利、摩納哥與希臘為主。部分分析也指出，政策不確定性本身就成為推手——稅制反覆調整，讓高淨值人士難以做長期規劃。

支持改革者認為，這是讓肩負最重的人多承擔一些的公平之舉，且非居住者過去貢獻的稅收本就有限。批評者則擔心，流失的不僅是稅款，還有就業機會、慈善捐款、高端消費與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吸引力。一位富豪的離開，可能連帶影響其員工、供應商與周邊服務業的稅基。

歷史教訓：其他國家的失敗經驗

英國並非第一個嘗試對富裕階層加碼的國家。法國、瑞典與挪威的經驗，提供了清晰的對照。

法國：75%「超級富豪稅」與財富稅的代價

2012年，奧朗德提出對年收入超過100萬歐元者課徵75%的臨時稅，並延續既有的團結財富稅（ISF）。政策引發強烈反彈：演員傑拉爾·德帕迪約放棄法國國籍、轉入俄羅斯；LVMH老闆貝爾納·阿爾諾一度申請比利時國籍。雖然大規模「出逃」不如媒體渲染般戲劇化，但高收入群體外移與資本外流確實上升。75%稅實際只運作兩年，收益微薄（約4億歐元總額），遠低於預期，最終悄然落幕。法國的財富稅本身長期被批評行政成本高、稅基侵蝕嚴重，估計每年因資本外流與其他稅收減少造成的損失，可能超過其直接收益。2017年後，馬克龍政府將其改為僅針對不動產的稅，正是承認過去做法得不償失。

瑞典：近百年財富稅的終結

瑞典從1911年起課徵財富稅，至2007年廢除。該稅最高邊際稅率曾相當高，但因大量豁免與規劃空間，實際收益僅約GDP的0.16%。更關鍵的是，它被視為資本外逃的重要推手——估計外流資本可達數千億瑞典克朗。宜家創辦人英瓦·坎普拉等企業家選擇移居海外。中右翼政府廢除該稅時明確指出，目的是留住企業家與投資資本。廢除後，瑞典未見財政崩潰，反而有利於資本回流與創業環境改善。

挪威：近年財富稅上調的即時反應

挪威仍維持財富稅。2022年政府將最高稅率調高至1.1%，並搭配股息稅等調整。結果是2022年與2023年，資產超過1000萬挪威克朗的富豪外移人數明顯上升，超過前十三年總和，多前往瑞士。雖然後續數據顯示財富稅總收入仍有增長，但個別高淨值人士離開造成的直接稅收損失，以及更廣泛的投資與就業影響，引發持續辯論。挪威政府甚至強化「出境稅」來阻攔外移，凸顯政策的兩難。

這些案例的共通點在於：富裕階層與資本具有高度流動性。當稅負上升且政策不確定時，他們會評估「居住成本」與「生活品質」的平衡。倫敦的金融生態、教育與文化曾是強大拉力，但若稅制優勢消失，其他低稅或友善稅制的地方（如阿聯酋零所得稅、義大利的扁平稅優惠、瑞士各州競爭）便成為替代選項。歷史顯示，這類稅改常高估短期收益、低估長期稅基侵蝕與經濟外溢效應。

英國當前的富豪外移潮，既是國內政策選擇的結果，也是全球稅務競爭的縮影。政府有權追求稅收公平與財政平衡，但必須正視資本與人才的移動性。法國的短暫高稅實驗、瑞典廢除財富稅的決定，以及挪威近期的外移現象，都提醒決策者：對最容易離開的人加碼，未必能讓剩餘的人更富裕，反而可能讓整個經濟蛋糕變小。英國能否在公平與競爭力之間找到平衡，將決定這波外逃潮是否只是短暫波動，還是長期結構性流失的開始。

假如法國引爆歐債危機2.0版

根據法國國家統計及經濟研究所（InSEE）數據，截至2026年第二季末，法國公共債務為3.5955兆歐元，相當於GDP的119%，創1946年以來新高，並超過疫情高峰期的117.8%。政府預估全年債務比率將達119.3%，2027年進一步升至121.7%。預算赤字則持續高企：2025年為5.1%，2026年預估5.4%，遠高於歐盟3%的門檻。10年期法國國債（OAT）殖利率一度突破4.5%，與德國公債的利差擴大至逾100個基點，為2012年歐債危機以來罕見水準。

這些數字並非突如其來。法國債務問題是長期結構性失衡的累積結果：公共支出長期佔GDP約57%、成長疲弱、政治分裂導致財政整頓困難，加上利率上升使債務利息成本快速攀升（2026年預估約790億歐元，2027年可能接近910億歐元）。少數派政府反覆使用憲法第49.3條強行通過預算，卻仍面臨不信任投票威脅；2027年總統大選臨近，任何大規模節約措施都可能觸發社會抗議與政治動盪。

為何法國比希臘更危險

2010-2012年歐債危機的核心是希臘等「邊緣國家」債務不可持續，再透過銀行曝險與市場恐慌蔓延至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義大利。當時希臘債務規模相對有限（約3500億歐元量級），歐盟與IMF仍能以「三駕馬車」救援計畫勉強穩定局面。

法國完全不同。它是歐元區第二大經濟體，債務規模是當年希臘的十倍以上。法國國債被廣泛持有於歐洲銀行體系、保險公司與全球投資組合中，外國投資者佔比約半數。一旦市場對法國主權信用失去信心，資金外逃與利差急升將直接衝擊整個歐元區銀行體系與資金流動。法國「太大而不能倒」，卻也「太大而難以救」——德國等財政紀律較佳的國家，是否願意為規模如此龐大的救援開出空白支票，政治與財政可行性都遠低於當年。

更關鍵的是制度差異。法國無法像日本或美國那樣，由自家央行無限印鈔支撐本國債務；歐元是共享貨幣，歐洲央行（ECB）的干預受條約與政治約束。ECB雖有「傳輸保護工具」（TPI）等機制，但啟動條件嚴格，且若被視為直接為一國財政失控「買單」，將嚴重損害其獨立性與歐元信譽。

危機可能如何引爆

假設情景並非遙不可及：

政治僵局加劇：2027年預算談判破裂，政府倒台，或大選後出現更極端的左右翼對峙，市場解讀為「財政整頓無望」。

評級下調與利差螺旋：評級機構進一步調降法國主權評級，OAT利差急升，債務利息成本進一步惡化，形成「債務-利率」惡性循環。

銀行與企業傳導：法國銀行持有大量本國國債，資產減值壓力上升；企業融資成本同步升高，投資與就業受創，成長進一步放緩，稅收萎縮。

跨境傳染：義大利、比利時等高債務國家同步受壓，歐元區「核心-邊緣」界線模糊，市場開始質疑整個貨幣聯盟的可持續性。

一旦信心崩潰，資本外逃、歐元貶值、股市重挫將接踵而至。全球金融市場也難倖免——法國是系統重要性國家，其動盪將透過跨境銀行曝險與風險溢價上升，波及美國、亞洲與新興市場。

可能的應對與代價

歐盟與ECB並非束手無策。可能的工具包括：加速啟動共同借款機制、強化財政規則執行、ECB在嚴格條件下進行定向購債，甚至重啟類似歐洲穩定機制（ESM）的救援架構。但政治阻力巨大：德國與北歐國家對「財政轉移」高度敏感；法國國內則可能因緊縮措施爆發大規模社會衝突。

最終，危機若真爆發，解決方案很可能是「內部緊縮＋外部貨幣支持」的痛苦組合：法國必須進行遠超目前540億歐元規模的財政調整，同時ECB提供流動性支撐以防止系統性崩潰。這將重創法國社會模式，也考驗歐元區一體化的政治意志。最壞情況下，歐元區可能被迫走向更深度的財政聯盟，或面臨部分成員國退出的極端風險。

歐債危機1.0版暴露了貨幣聯盟「統一貨幣、分散財政」的先天缺陷。15年後，如果危機2.0由法國引爆，問題將不再是「邊緣國家」的局部失控，而是核心大國的結構性失效。法國今日的債務軌跡與政治癱瘓，已讓市場開始重新定價歐元區風險。

這並非必然發生的劇本，但警報已經響起。法國能否在2027年大選前後重建財政可信度，將決定歐元區是再次驚險過關，還是迎來一場更艱難、更昂貴的危機重演。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忽視警告的代價，往往遠超想像。

伍氏家族全資回購美心：半世紀合資落幕，餐飲王國重歸家族掌舵

2026年9月30日，怡和集團旗下DFI零售集團與伍氏家族控制的香港食品有限公司聯合宣布一項重大業務重組協議。DFI將退出持有長達54年的美心食品50%股權，轉讓予香港食品，令伍氏家族成為美心唯一股東；同時，美心旗下星巴克特許經營業務Coffee Concepts 的所有權益將移交DFI，並附帶約3.4億美元現金。交易預計於2027年首季末前完成。

這不僅是一宗股權交易，更是香港餐飲史上重要的分家時刻，標誌著美心創辦家族在品牌誕生70年後，重新全面掌舵。

從合資到獨資：半世紀夥伴關係的演進

美心由伍沾德、伍舜德兄弟於1956年創立，最初以西式餐飲起家，後來發展成涵蓋中菜、快餐、西餅、機構飲食及特許品牌的大型集團。1972年，美心成為香港食品與怡和集團的合資企業，雙方各持50%股權。其後怡和透過DFI零售（前身為牛奶國際）持續持有相關權益，合作超過半個世紀。

多年來，美心已成長為亞洲最大的餐飲集團之一，在九個市場擁有逾2,000間店舖。其中，星巴克特許經營業務（涵蓋香港、澳門、泰國、越南、新加坡、柬埔寨及老撾七個市場，逾1,100間店）長期被視為重要的現金牛，貢獻穩定收入與利潤。

根據協議，DFI以交出美心50%股權，換取這塊星巴克業務的完整經營權，外加現金。雙方同時強調，在採購、供應鏈、物業、數碼及yuu獎賞計劃等領域仍會維持戰略合作。

DFI出售原因與近期策略轉向：從投資組合公司邁向專注營運

DFI今次重組的核心邏輯，並非簡單棄美心、保星巴克，而是完成集團近年策略轉向的關鍵一步。

DFI行政總裁貝思哲（Scott Price）明確指出，星巴克業務移交是集團從投資組合公司轉型為專注型營運公司的最終里程碑。過去DFI持有美心50%股權，屬於聯營投資，難以單方面主導營運與資本決策；交易完成後，集團將對所有業務（包括星巴克）擁有完整營運控制權，可直接併表，充分捕捉財務效益與協同效應。

星巴克業務本身具備吸引力：2025年收入接近7.5億美元，營業利潤率約7%；2023至2025年收入複合年增長率為3.5%。DFI預期交易後，該業務在2027年4月至12月可貢獻6億至6.5億美元收入，2028年全年約9億美元；2026至2029年收入複合年增長率目標6%至7%，店舖網絡擴至至少1,350間（主要增加在泰國、越南等增長市場），中期營業利潤率提升至8%至9%。首年估計可產生約1,000萬美元營運協同效益（採購、總部開支及房地產優化）。

這亦符合DFI近年的資本配置方向。集團已陸續削減非核心業務（例如2025年出售新加坡部分食品零售業務），集中資源於可全控、可規模化、與核心零售（惠康、7-Eleven、萬寧、IKEA等）產生協同的資產。星巴克可與yuu會員體系、採購供應鏈及物業網絡深度連結，形成跨品牌客流與數據價值。同時，約3.4億美元現金可強化資產負債表，支持2027年股息派發比率提升至80%，並保留空間進行提升股東總回報的併購，或回饋股東。

結構性利好亦支撐這項選擇：亞洲中產崛起、可支配收入增加，以及專業咖啡與茶飲消費增長，加上主要新興市場的咖啡店滲透率仍低於區域及全球平均，為長期擴張提供空間。

簡言之，DFI選擇的是一項可控、可複製、與零售生態高度契合的平台，而非繼續持有一項決策受限、業務形態較為複雜的合資餐飲投資。

對伍氏家族與美心的意義：自主權回歸，挑戰與機遇並存

對伍氏家族來說，這是一次重大的「回家」行動。過去雙方各佔一半股權，重大策略（如引進品牌、拓展市場）往往需要雙方董事會同意，決策相對受限。全資控股後，伍氏可更靈活、快捷地應對市場變化——包括港人北上消費、本地消費降級，以及內地品牌大舉進港所帶來的激烈競爭。

香港食品及美心食品主席兼董事總經理伍偉國表示，衷心感謝DFI與怡和數十年的合作情誼，並對星巴克業務在DFI帶領下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他強調，隨著美心踏入新篇章，集團將繼續投資人才、業務與社區，並憑藉涵蓋餐廳、餅店及月餅等應節食品的多元化組合，把握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東南亞等地的增長機遇。

美心未來將專注於旗下逾1,000間餐廳及餅店業務，市場覆蓋內地、香港、澳門、泰國、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柬埔寨等地，品牌包括美心西餅、美心MX、美心皇宮、元氣壽司、一風堂等。

然而，失去星巴克這隻高毛利、穩定現金流的業務，對美心而言也是挑戰。分析指出，在目前香港餐飲業面對成本上升、客流分流的環境下，家族全資後雖擺脫了上市公司的短期業績壓力，可更專注長期品牌改革與轉型，但亦需自行承擔更大的經營風險，並可能在物業租賃等合作條款上重新談判。

未來展望：家族傳承、上市或進一步資本操作

外界關注，美心重歸伍氏全資後，股權結構變得簡單，是否為未來鋪路，例如引入私募基金、策略股東，甚至考慮上市集資，又或成為更大規模資本操作的前奏。部分觀察亦留意到，近年不少港資品牌先後被內地企業收購，美心作為香港老字號的未來走向，同樣備受注視。

無論如何，這次重組讓雙方各取所需：DFI獲得可控的星巴克平台，押注亞洲中產增長與咖啡消費趨勢，並完成向專注營運公司的轉型；伍氏家族則收回美心的完整主導權，讓這個承載家族聲譽與香港情懷的品牌，能更直接地傳承至下一代，並以更靈活的姿態迎戰餐飲寒冬。

麥當勞連環沽香港舖位 一年套現約11億 最新荃灣新界首店1.2億易手

美國麥當勞總公司自2025年7月起，大規模分階段出售其在香港持有的約23個商舖物業，總市值估計接近30億港元，並計劃一件不留。首階段委託仲量聯行標售8個優質核心舖位（包括尖沙咀星光行、銅鑼灣、旺角、西環、大角咀、元朗、荃灣及慈雲山等），估值約12億至13.5億元，附帶長期租約，餐廳營運不受影響。截至2026年10月，集團已售出約12個舖位，累計套現約11億港元。​

最新一宗矚目交易為荃灣街市街10至22號（卓明樓）地下至2樓複式舖，建築面積約12,251平方呎，於2026年8月底以1.2億元成交，呎價近1萬元。買家為建創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與玩具製造商相關人士有關。該舖為新界區首間麥當勞，1978年開業，集團1987年以約800萬元購入，持貨39年帳面賺約1.12億元（升值約14倍）。麥當勞以售後租回方式繼續經營，月租約65.4萬元，租約至2036年11月，新買家租金回報約6.5厘。成交價較2025年招標意向價（約1.6億元）低約25%。

新世界賠錢並無償交還11 SKIES 機管局全面接手

香港機場管理局與新世界發展達成協議，提前終止11 SKIES項目合約。新世界將於2027年4月1日無償交還三幢辦公大樓及娛樂樞紐，並向機管局支付超過30億港元，當中包括23億元現金終止費及最多約10.5億元工程服務成本。

這項總面積逾380萬平方呎的大型商業項目，原由新世界於2018年投得，投資額約200億元。協議讓新世界一次過處理相關減值及撥備，錄得約183億元虧損，同時卸下日後長達數十年的保證租金壓力。機管局則可全面主導項目，重新規劃定位，聚焦創新娛樂、餐飲及消費體驗，並與SKYTOPIA其他設施協同發展，目標於2028/29年起陸續投入營運。

瑞銀謀擺脫瑞士嚴格監管

 瑞士最大銀行瑞銀（UBS）近期再次陷入與本國監管當局的激烈角力。據美國媒體《Semafor》引述知情人士報道，瑞銀高層已重啟討論，研究如何降低對瑞士監管框架的依賴，包括透過與外國銀行合併等方式，尋求擺脫瑞士嚴格資本要求的可能性。

事件的導火線，是瑞士國會上議院本周通過一項更嚴格的銀行資本法案。該法案要求瑞銀為其海外附屬公司提供相當於風險加權資產約90%的普通股權一級資本（CET1）作為支撐。雖然較政府原先提出的100%要求略有放寬，但仍遠高於瑞銀所主張的「50% CET1加50%額外一級資本（AT1）」折衷方案。瑞銀估計，若最終落實，集團可能需額外增持約160億至200億美元資本，嚴重削弱其盈利能力與國際競爭力。

這場爭議可追溯至2023年瑞銀在政府主導下收購陷入危機的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當時瑞士當局承諾加強監管，以防類似危機重演、避免納稅人再次埋單。其後政府陸續提出要求瑞銀全面資本化海外子公司等措施，銀行則一再批評規定「過度嚴苛」，與美國等地區放寬監管的趨勢背道而馳，恐使瑞士金融中心失去優勢。

瑞銀主席戴赫龍（Colm Kelleher）警告，若監管要求嚴重損害競爭力，集團將重新審視是否繼續以瑞士作為總部基地。市場傳言中，潛在合併對象包括長期對瑞銀龐大財富管理業務感興趣的摩根士丹利，以及其他成本較低的選項如渣打或德意志銀行。

瑞士財政部長凱勒-祖特爾（Karin Keller-Sutter）則淡化遷冊可能性，強調離開瑞士的法律與成本遠高於遵守新規定，並指瑞銀的商業模式高度依賴「瑞士性」（Swissness）與政治穩定。分析亦指出，瑞銀資產規模龐大、系統重要性高，遷冊或合併過程複雜且耗時，短期內難以實現。

目前法案仍需下議院審議，最終結果最快年底才會明朗。

花旗料僅剩15內房發展商

花旗最新研究報告指出，內地房地產行業正面臨更深層次的減值撥備與毛利率下滑壓力。報告預計，在沒有信貸問題的15家主要房企中，核心盈利將大幅萎縮約34%，毛利率亦由2024年的15.5%進一步降至13.9%。這意味著行業將加速整合，大量中小型及民營發展商或因資金鏈斷裂、債務重組而退出市場，最終僅剩少數具備穩健財務與國企背景的龍頭能持續運作。

內房危機的連鎖效應早已蔓延至香港，昔日在港大舉投地的內地發展商，如部分民企，因母公司債務壓力而大幅縮減在港業務，市場份額由高峰時的逾五成急跌至近年低位。

香港歷史上，每當樓市周期下行，中小型發展商往往最先被淘汰。內房市場正從百家爭鳴走向少數獨大，無論內地還是香港，地產行業的洗牌仍在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