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國正面臨一波富裕階層外移潮。工黨政府上台後推動的稅務改革，特別是全面廢除「非居住者」（non-dom）稅制，加上資本利得稅、遺產稅與房產相關稅負的調整，正促使不少高淨值人士選擇離開英國。這並非孤立現象，而是資本高度流動時代下，高稅政策常出現的結果。回顧法國、瑞典與挪威等國的過往經驗，類似做法往往未能帶來預期的財政收益，反而加速人才與資本流失。
英國現況：非居住者稅制終結與富裕階層動向
英國非居住者稅制源遠流長，允許在英國居住但「住所」被認定在海外的人士，僅就匯入英國的海外收入與收益納稅，海外資產在一定條件下可免於英國遺產稅。該制度長期吸引國際富豪與企業家。從2025年4月起，這套制度被廢除，改以居住年期為基礎的新制：新抵英者僅享有四年海外收入與收益的優惠，之後全面按全球收入課稅；居住達一定年期者，其全球資產也可能被納入英國遺產稅範圍。
與此同時，政府還提高了資本利得稅率、將部分退休金納入遺產稅、凍結個人所得稅門檻，並規劃對高價房產徵收「豪宅稅」。根據多份報告與媒體追蹤，這些變化已引發實質反應。
Henley & Partners 等機構的估計指出，英國2025年可能淨流出超過1.6萬名百萬美元富豪，成為全球流出規模最大的國家之一。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 相關分析則顯示，過去兩年多位億萬富豪鬆綁或切斷與英國的稅務聯繫，涉及財富規模約達1600億美元（約1200億英鎊）。具體例子包括：
鋼鐵大亨拉克希米·米塔爾（Lakshmi Mittal）在英國居住近三十年後，轉往杜拜、瑞士等地。
阿士東維拉共同老闆納塞夫·薩維里斯（Nassef Sawiris）、航運大亨約翰·弗雷德里ksen（John Fredriksen）、對沖基金經理克里斯·羅科斯（Chris Rokos）等，亦先後遷出。
2026年更有報導指出，英國最富有人士之一大衛·魯本（David Reuben）移居摩納哥。
官方數據呈現較溫和的畫面：HMRC 顯示2024-25年非居住者納稅人數僅小幅下降約0.5%至1%。然而，提交P85表格（離境後申請退稅）的人數在2025-26年大幅上升至約6.93萬人，較工黨上台前明顯增加。財富顧問與律師普遍反映，客戶諮詢外遷的熱度上升，目的地以阿聯酋、瑞士、義大利、摩納哥與希臘為主。部分分析也指出，政策不確定性本身就成為推手——稅制反覆調整，讓高淨值人士難以做長期規劃。
支持改革者認為，這是讓肩負最重的人多承擔一些的公平之舉，且非居住者過去貢獻的稅收本就有限。批評者則擔心，流失的不僅是稅款，還有就業機會、慈善捐款、高端消費與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吸引力。一位富豪的離開，可能連帶影響其員工、供應商與周邊服務業的稅基。
歷史教訓：其他國家的失敗經驗
英國並非第一個嘗試對富裕階層加碼的國家。法國、瑞典與挪威的經驗，提供了清晰的對照。
法國：75%「超級富豪稅」與財富稅的代價
2012年，奧朗德提出對年收入超過100萬歐元者課徵75%的臨時稅，並延續既有的團結財富稅（ISF）。政策引發強烈反彈：演員傑拉爾·德帕迪約放棄法國國籍、轉入俄羅斯；LVMH老闆貝爾納·阿爾諾一度申請比利時國籍。雖然大規模「出逃」不如媒體渲染般戲劇化，但高收入群體外移與資本外流確實上升。75%稅實際只運作兩年，收益微薄（約4億歐元總額），遠低於預期，最終悄然落幕。法國的財富稅本身長期被批評行政成本高、稅基侵蝕嚴重，估計每年因資本外流與其他稅收減少造成的損失，可能超過其直接收益。2017年後，馬克龍政府將其改為僅針對不動產的稅，正是承認過去做法得不償失。
瑞典：近百年財富稅的終結
瑞典從1911年起課徵財富稅，至2007年廢除。該稅最高邊際稅率曾相當高，但因大量豁免與規劃空間，實際收益僅約GDP的0.16%。更關鍵的是，它被視為資本外逃的重要推手——估計外流資本可達數千億瑞典克朗。宜家創辦人英瓦·坎普拉等企業家選擇移居海外。中右翼政府廢除該稅時明確指出，目的是留住企業家與投資資本。廢除後，瑞典未見財政崩潰，反而有利於資本回流與創業環境改善。
挪威：近年財富稅上調的即時反應
挪威仍維持財富稅。2022年政府將最高稅率調高至1.1%，並搭配股息稅等調整。結果是2022年與2023年，資產超過1000萬挪威克朗的富豪外移人數明顯上升，超過前十三年總和，多前往瑞士。雖然後續數據顯示財富稅總收入仍有增長，但個別高淨值人士離開造成的直接稅收損失，以及更廣泛的投資與就業影響，引發持續辯論。挪威政府甚至強化「出境稅」來阻攔外移，凸顯政策的兩難。
這些案例的共通點在於：富裕階層與資本具有高度流動性。當稅負上升且政策不確定時，他們會評估「居住成本」與「生活品質」的平衡。倫敦的金融生態、教育與文化曾是強大拉力，但若稅制優勢消失，其他低稅或友善稅制的地方（如阿聯酋零所得稅、義大利的扁平稅優惠、瑞士各州競爭）便成為替代選項。歷史顯示，這類稅改常高估短期收益、低估長期稅基侵蝕與經濟外溢效應。
英國當前的富豪外移潮，既是國內政策選擇的結果，也是全球稅務競爭的縮影。政府有權追求稅收公平與財政平衡，但必須正視資本與人才的移動性。法國的短暫高稅實驗、瑞典廢除財富稅的決定，以及挪威近期的外移現象，都提醒決策者：對最容易離開的人加碼，未必能讓剩餘的人更富裕，反而可能讓整個經濟蛋糕變小。英國能否在公平與競爭力之間找到平衡，將決定這波外逃潮是否只是短暫波動，還是長期結構性流失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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