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一直深信中國經濟將會出現爆煲情況，以下一篇文章很值得大家花點時間一看。

中國經濟，危機條件已成熟

過去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發展狀況，大體上可以通過下列關鍵詞索引理解：十一屆三中全會、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治理整頓、92年鄧小平南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有企業改革，加入WTO，私產入憲，等等。
每一個關鍵詞背後，都有着深切而糾結的故事，但總的來說，中國經濟以一種步履蹣跚的姿態向着自由化、市場化和全球化邁進。這個過程中，通過體制和政策調整，勞動力、土地、資本和企業家精神等經濟活動的關鍵要素，都得到了極大的釋放。民眾對財富、對經濟安全的追求，成為這一輪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但應該注意到的是，站在自由化立場，大約2004年之後，能夠構成經濟改革內涵的類似關鍵詞，就幾乎難以尋覓了。經濟改革客觀上「退隱」了，而計劃經濟體系留下的遺產——包括龐大的國營企業、金融體系、教育醫療體系等等，基本沒有再進行產權和市場規則的改善。
一種混合共生的經濟組織形態，從此大行其道。在這種經濟格局下，私有部門通過要素投入，改善管理和創新機制參與競爭，提升要素生產效率，分享市場化和全球化過程的紅利；而通過變革治理機制，國有部門享受市場準入的保護，以及金融、土地等廉價要素帶來的優惠，也開始過上做大做強的好日子，逐漸成為龐大而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團。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帶來了一次強烈衝擊，那一年，外資快速外流，國際市場大幅度萎縮，中國經濟從過熱轉向極寒，而決策層很快祭出統稱為「4萬億」的積極財政政策。一輪以鐵路公路機場為主要標的的基礎設施投資大規模推出，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得到鼓勵和縱容，地方債務開始突飛猛進。這一輪帶有濃厚凱恩斯主義色彩的經濟擴張過程，在經濟數據上保持了靚麗記錄，但是其沉重代價則一直延續，人們將為之不斷埋單。

2012年以後，中共換屆，新一屆領導層打擊腐敗的動作讓人驚訝。其最終政治後果，迄今依然難以釐清。而在經濟方面，新一屆領導層缺乏清晰的市場化承諾，經濟政策表述前後矛盾，在實際政策取向上，並沒有展現出任何政治意願來改善經濟結構，真正自由化和市場化的政策乏善可陳。人們看到，一方面官方作出了全民創業，萬眾創新等等廉價承諾；另一方面，依舊遵循着投資帶動經濟發展的思路，很多產能嚴重過剩的領域，沒有任何經濟合理性的項目，投資邊際效益遞減的項目，依舊大行其道。

「潮水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中國經濟的種種敗相開始顯山露水。概括而言，其表現出下列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病症：房地產泡沫、債務危機、銀行資產質量下降、匯率危機與通貨膨脹，將帶來失業和官僚懈怠等等後果。本文嘗試概括勾勒這些病症的典型特徵。

房地產泡沫擴大

房地產泡沫是中國經濟繞不開的癥結之一。2003年以來，中國房地產行業開始了黃金時代，契合着深層的土地出讓制度，地方財政結構，金融體制等等，房地產行業一枝獨秀，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之一。

然而，從房價收入比，租售比，空置率等指標來分析，房地產行業早已泡沫化。可時至今日，由於行業利益和權力的深刻糾纏，房地產領域早該發生的市場清空過程依然沒有發生。
房地產行業總是成功把壓力傳導給金融行業，金融行業的壓力帶出貨幣政策變化，財政刺激措施會不斷加碼，整個過程交叉反覆，實質上還是通過再泡沫化，來拖延危機的爆發。即使到了2016年，政府對房地產行業的應對，仍然沒有脱離這種模式。

有種說法是：房地產綁架了中國經濟，一業興旺，百業蕭條。但是房地產行業畢竟不能長久對抗供求規律。客觀上，房地產投資增速下滑，海量存量房，都意味着這個行業黃金時代的過去，為泡沫埋單的時候正在到來。

債務危機

債務問題是近期越來越凸顯的危機信號。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楊領銜編制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槓桿調整與風險管理》的研究報告，提供了一副全面圖景：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其實已經承受鉅額債務壓力，該報告顯示，中國整體資產負債率為49%——而國際上通常把安全線設在60%。

2014年末，中國經濟整體（含金融機構）的債務總額為150.03萬億元，債務佔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間上升了65.7個百分點。這個比例已經顯著高於其他主要發展中經濟體。而到了2016年5月10日，國際評級機構穆迪發布報告，稱中國整體債務已增至大約GDP的280%。

無論是歷史，還是國別經驗，都表明：這種超高比例的債務負擔，往往是不可持續的。 根據簡單推算可以看出，這些債務的利息支出與名義GDP增值大致相等。這意味着：資產回報已經不足以支撐資產的利息負擔，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流動性崩潰的時間點）正在到來。

誰能為鉅額債務埋單？一種可能是：通過金融管制，通過壓低利率，提升利差，讓居民為企業部門進行隱形的轉移支付。

還有一種可能是，政府通過處置掌握的國有資產，比如國有資產賣出，或者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減輕債務問題。這個方式獲得的收入，理論上可以成為支付債務的資產，但這種做法，將面臨棘手的政治問題，必須平衡不同的記得利益集團，需要額外的政治資本。目前看來，決策層並不具備這種政治意願，也不具備這種政治資本

銀行資產質量

在經濟危機背景下，中國銀行業也將面臨日益嚴峻的不良質量問題。
根據官方公布數據，2016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約1.4萬億元。不過，因為會計口徑及信息披露不透明，這個數據很明顯被低估了。知名投行法興在最新一篇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銀行業整體損失可能會達到8萬億人民幣，相當於商業銀行資本的60%，財政收入的50%，GDP的12%。
曾經成功預言過美國次貸危機的投資人 Kyle Bass 則在一封致投資人的信中指出，中國銀行體系的總資產已經超過30萬億美元，如果中國銀行體系在經濟硬着陸的情況下損失10%的資產，銀行股本虧損可達3.5萬億美元，是美國次貸危機時候的5倍。

為了避免銀行體系崩潰，銀行需要進行資本重組。而中國央行沒有足夠的準備金來幫助其擺脱困境，因此需要大規模的定量寬鬆，對於已經擁有龐大資產負債表的央行來說，繼續擴表的空間有限。而繼續投放貨幣，肯定會帶來通貨膨脹的代價。

除此之外，金融體系的安全和社會心理息息相關，如果公眾對金融體系的信任度下降，大量資產外流，也會導致金融危機提前爆發。

匯率危機

中國央行在2015年8月11日主導人民幣匯率貶值，標誌着一場匯率風雲的開始。從2014年6月到2015年，中國外匯儲備降低了5000億美元。這場來勢洶洶的國際資本流動格局，要追溯到更早以前。

一個標誌性的時間點，是2013年11月。隨着美國經濟穩步復甦，美聯儲宣布退出量化寬鬆政策，加息預期不斷強化，這就顯著改變了國際資本流動格局。中國貨幣當局的應變，更多是一種無奈舉動，來化解壓力，而不是被外界通常理解成的主動策略。
2015年12月，美聯儲宣布加息，標誌着次貸危機以來持續寬鬆的美元開始換軌，美元進入加息通道。作為全球最重要的通貨，美元加息對國際資本格局的影響是根本性的。而這種影響力是逐步釋放的，石油，貴金屬，大宗商品，和各國匯率都會隨着美聯儲的加息節奏而此起彼伏，對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的中國經濟，當然同樣影響至深。

美元加息的態勢，對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國際資本流動構成了基本壓力，中國貨幣當局無力加以化解。根據蒙代爾定理，一個經濟體不可能同時維持貨幣政策獨立性、固定匯率和跨境資本自由流動這三個目標。在眾多相互衝突的政策目標中，決策層不可能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理念上也沒有接受人民幣自由兑換，因此，央行就陷入了一場輸不起又贏不得的匯率攻防戰。

就目前國際國內經濟和金融趨勢而言，人民幣顯然還有繼續貶值的壓力。不過，人民幣貶值導致對所有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和經濟成就重新定價，這是目前體制不願面對的不確定前景。因此，央行寧可動用各種政策工具，進行一場資源消耗戰，也要堅守目前的匯率防線。高級官員們也在多個場合紛紛強調「人民幣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總之，官方在不斷投入政治資源，爭奪經濟現象的解釋權。央行的匯率操作，其政治意藴越來越強烈，匯率從一個十分技術性的問題變成了一個高度政治化的選擇，也因此，其相機決策機制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通貨膨脹

在中國經濟體內，通貨膨脹一直是個謎。官方宣布的物價上漲幅度一直十分温和，根本看不出慘烈的通貨膨脹。在一個被深刻扭曲的經濟體中，為了服務某種政治目的，行政機構會充分調動資源，壓低基本生活物品的價格，扭曲CPI。這樣，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就可以做某種解釋──過去十多年物價飛漲，有目共睹，但在維繫最脆弱階層的基本生活保障方面，行政機構也用力頗深。 另外，由於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很多行業的製造成本大幅度下降，對衝了貨幣投放本來應該導致的價格上漲。

不過根據佛利民（Milton Friedman， 傅利曼）的貨幣理論，通貨膨脹在任何時候都是一種貨幣現象，貨幣超發理所當然會導致通貨膨脹。截至2016年3月末，中國廣義貨幣M2餘額達到人民幣144.62萬億元，與1990年的1.53萬億相比，增長88倍多，而同期GDP增長幅度是36倍。因此，中國廣義貨幣發行一直遠遠高於GDP增速。從M2/GDP角度分析，中國、美國、日本在2015年底的這一數據分別為2.06、0.69和1.84倍，中國這一數據顯著高於美國和日本，可見同樣單位的GDP實務對應的貨幣媒介數量，比例懸殊！雖然這些數據不能簡單理解，但是中國貨幣超發，是不爭的事實。

通貨膨脹是一場「貨幣戰爭」，會把財富從債權人轉向債務人。通脹的財富剝奪和資產結構有關，通脹程度越高，剝奪越厲害。目前在中國，政府和國企都是負債率非常高的組織，相對而言，家庭部門的債務率要低很多。因此，通貨膨脹會把財富從家庭部門轉移到政府和國企手中。

另一方面，通貨膨脹損害經濟效率，扭曲價格信號，在通貨膨脹期間，人們更願意持有實際物質，而減少貨幣持有量，這樣自然增加了交易成本。這種通脹帶來的財富損失，加劇了轉型社會的震盪烈度，也是過去幾十年社會焦慮的間接原因….這種社會心理成本的損失，是很難估量的。

通過強力的財政刺激政策，縱容通貨膨脹的寬鬆信貸，可以製造經濟復甦的跡象，掩蓋經濟體結構性問題，又符合社會中強勢集團的利益格局。至於那些被通貨膨脹以隱蔽方式剝奪了財富的「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話語權，參與權都被代表了。他們對政策沒有影響力。通貨膨脹這種公眾福祉的砒霜，的確可能變成權力的蜜糖。

危機後果之一：大規模失業

經濟危機帶來的最直接的後果，是企業破產和失業隊伍的擴大。曾經作為製造業基地之一的東莞，可能有相當的代表性，據悉，從2014年以來，已經有2000多家台資企業大舉撤離東莞，500萬工人被逼離開。
近期有媒體報道，蘋果公司代工企業富士康，解僱了崑山工廠的6萬名工人，並用機器人取代他們，以此降低勞動力成本。富士康作為中國乃至亞洲最大的代工廠，僱傭了超過百萬產業工人。通貨膨脹和勞動力成本上升使得這些工廠失去競爭優勢，因此它們通過技術改造，使用機器人替代，或把工作機會轉移到勞動力價格更便宜的國家。
失業浪潮在危機下看似不可避免。不過，大規模失業是否引發社會衝突，或許還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這和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有關。

由於年輕人口比例的下降，加上獨生子女政策等造成的家庭嬌慣，使得年輕一代即使面臨失業，也會有更多的資源構成緩衝墊。這種壓力不會即刻轉向社會。對體制來說，這大概是一個好壞參半的消息。

另外，中國經濟體的分工已經十分細緻，工人們缺乏長期共同生活的體認，缺乏共同的社會標籤，在文化和社會心理上缺乏某種共同的連接，很難形成某種共同身份，更遑論共同行動的可能性。因此，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運動，包括那些成功的工人運動，已經無法在新的經濟社會情境中複製，社會抗議或者政治行為，必須藉助新的話語體系和符號。但無論如何，大規模失業帶來的社會壓力，無疑是直接的，這種壓力和社會其他不滿情緒混合起來，會成為經濟危機最不可預測的後果之一。

危機後果之二：官僚體系錯位

中國官方長期陷入發展主義的痴迷，這其實是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的演化版本，也是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績效基礎上的必然反應。這種體制會窮盡一切資源來刺激經濟發展，一個個榨取土地、勞動力、資本這些市場要素，形成現在的畸形經濟結構。

客觀上，依靠土地、人口和資本等要素資源粗放組合驅動經濟發展的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中國經濟結構亟待調整。然而因為政治體制的剛性約束，經濟結構幾乎沒有調整的空間。
更何況，這個過程其實還需要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來完成，官僚體制制定經濟政策，監管市場運行，影響資源配置方式——他們也常常扭曲市場過程。

因此，在考量中國經濟變局的時候，我們也必須考量官僚體制的反應模式。中國過去經濟發展的很大動力，是官僚體系的激勵機制。官僚集團有推動經濟發展的強烈動力，這表現為設立投融資平台、大工程大項目、積極招商引資等等。類似強拆這種粗糙、野蠻的政策，就是這種激勵機制的副產品。中國官僚體系像一隻充足了電的野蠻怪獸，一直在以各種方式強行推動經濟前行。

一旦經濟危機到來，官僚體系會如何反應？根據一般觀察，反腐整肅運動展開以來，官僚體系的利益結構有所鬆動，腐敗行為的確大幅度減少，相應的官僚體制能動主義也同樣減少。但官僚體制的秩序渴求更為強烈，擇機行為趨勢大為增長，面對不利於自身利益的公共情境，官僚體系以懈怠、懶政、惰政、不作為等方式選擇性執行，來規避來自公眾和高層的壓力。缺乏意識形態的凝聚力，缺乏職業角色的尊重，缺乏公平公正的規則，缺乏人格尊嚴，官僚體系的這些特質以及結構化角色，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

儘管很難全面描述官僚體系的迴應，但從觀察到的社會現象來看，毫無疑問的是：官僚體系的忠誠度下降，離心力增加。懈怠、惰政成為大部分官員的默認選項，少數有想法的，則會選擇和體制分道揚鑣。這種反應，無疑將會放大經濟危機的後果，拉長經濟調整的過程。

危機圖景可怕嗎？

以上勾勒的視角並不完整，但結合這些現象和平時對中國經濟的觀察。可以確定：官方疲弱的經濟增長趨勢、低靡的市場情緒、債務危機、銀行資產質量危機、匯率危機和通脹危機等等因素彙總起來，經濟危機爆發的條件已經成熟。中國經濟必將經歷一次深刻的矯正過程。
預警經濟危機，當然是因為危機將顯著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危機將衝擊人們的生活水平，洗劫財富，人民幣可能大幅度貶值，中國經濟很可能將經歷3-5年的負增長，而所謂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也可能不保，對這種可怕的前景，必須給予足夠的風險警示。

不過需要重申的是，經濟危機並不一定是壞事。某種意義上，經濟危機就是一次遲到的，強制性的調整。這些我們平時經常容易忽略的經濟常識，需要被重新理解，以資防範在危機時代來臨之際可能引發的沒必要的恐慌。

而且，今天的經濟危機，畢竟是在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基礎上發生。這和人均3000美元基礎上的危機畢竟不能同日而語。經濟發展本身已經帶來了一定的抗風險能力──即使整個社會的財富損失了30%， 也不會導致大規模的饑荒。我們不需要渲染經濟危機的災難性後果，而經濟危機帶來的壓力可能催化經濟變革，甚至政治變革。